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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湖南福彩网
                                                                          发稿时间:2020-05-24 10:15:07

                                                                          对有些国家质疑中国出口物资质量的问题,钟山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出口医疗物资的质量,已经建立了从商品生产到标准认证,再到口岸监管“三位一体”的医疗物资监管体系。总的来说,我国出口的医疗物资质量是好的。5月25日下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举行“部长通道”采访活动,邀请部分列席会议的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全国工商联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类型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产权所有制形式深度融合,交叉持股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中,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界限难以划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权责存在重合、交叉的情况。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滞后,导致从刑法理论到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都难以有效实现对民营经济的有效保护,也难以营造平等保护公平保护的法治环境。具体表现如下:1.非公经济领域的贪腐案件相对公有制经济领域惩罚偏轻、犯罪成本较低。针对公司企业人员侵占、挪用财产,在公有制经济领域规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对应规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针对收受他人财务为他人牟利的,在公有制经济领域是受贿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则对应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认定及刑罚处罚也不相同,比如,贪污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挪用公款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挪用资金罪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在实践中,甚至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被挪用,往往只按民事纠纷处理。2.刑事追诉标准明显不同。例如,同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侵吞、窃取、骗取公司、企业财产的行为,贪污罪的一般追诉起点数额是5000元,若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追诉起点数额可以低于5000元;而针对民企的所谓职务侵占行为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才予以立案。再如,同为挪用公司、企业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挪用公款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予以追究;而挪用非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才予以立案。这些问题,使得对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难以起到约束和威慑作用,无形中助长了民营企业内部一些管理人员的贪腐风气。

                                                                          “中国今年以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所以在现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我要呼吁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要团结抗疫,慎用贸易救济措施。”钟山说。全国两会期间,据全国工商联网站消息,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修改刑法规定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提案”。

                                                                          5月18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仲裁公告,并且开始征收澳大利亚大麦的相关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外界认为,这与当前中澳双边关系的恶化有关,从外界看来,这是中方采取的反制手段,对此商务部部长钟山有何评论?

                                                                          “中国调查机关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调查,在调查当中我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大麦存在倾销,存在补贴,而且对我国的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钟山表示,中国对于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慎重的,是克制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只有这一起,而同期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达100起,而且在今年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就发起了3起。

                                                                          1.删除《刑法》第93条第2款关于“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基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让这些人员统一回归一般“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真正身份,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限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将以往规定由“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且与职务相关的罪名,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构成的相应罪名进行合并,重新设置法定刑,并在《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进行系统合并。例如,可以将《刑法》第163条、第184条中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刑法》第183条、第271条中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刑法》第272条、第185条中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分别合并,并按照后者确定罪名。具体刑罚可以参照《刑法》第383条和第384条的规定。

                                                                          2.统一刑事追诉的标准。针对同质的违法行为,设置相同的追诉标准,既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又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在未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中,要尽量弱化财产在属性上的差别,并按照行为的性质及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对侵犯企业财产权的行为设置统一的刑事追诉标准,使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刑法保护实现同等立法、平等保护。

                                                                          为此,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提出如下建议:

                                                                          钟山在“部长通道”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启动了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是我国依法采取的贸易措施,调查时间是2018年的年底,现在是裁决。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务部广泛的听取了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也保障了中欧双方企业的权利。

                                                                          有记者提问商务部部长钟山,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中,中国做出很大贡献,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但国际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说中国政府在限制出口,也有的说中国出口的防疫物资质量有问题,对此您怎么看?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